自从西汉时期司马迁撰写《史记》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在创作历史文献时，已经有了明确的分类标准。对于帝王的记载一般用“本纪”命名，比如《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和《高祖本纪》，而其他王侯将相或臣子，则通过“世家”和“列传”来进行记载，如《留侯世家》和《淮阴侯列传》。因此，在《史记》以及随后的史书中，用“纪”记录的通常是正统政权的统治者。
在《三国志》中，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分别由《魏书》《蜀书》和《吴书》来编纂，而其中每个国家的国主也都有独立的篇章进行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和孙权的事迹分别被收录在《先主传》和《吴主传》当中，而曹操和曹丕的记载则分别出现在《武帝纪》和《文帝纪》里。由此可见，陈寿将曹魏视为正统政权，因为只有“纪”才能用来记载帝王的事迹。
此外，陈寿对蜀汉的称呼也暗示了他对蜀汉正统性的质疑。蜀汉自称是汉室的继承者，始终以“汉”字为名，而曹魏和孙吴并不承认蜀汉的正统地位，反而以“蜀”来称呼蜀汉，这一命名的差异从侧面证明了陈寿对蜀汉正统性的怀疑。他在《三国志》中的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蜀汉的历史被称作《蜀书》，这意味着在陈寿看来，蜀汉并不是正统政权。
不过，历史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尽管《三国志》作为权威史书，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史学家对三国的正统性问题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在西晋时期，陈寿的观点仍然认为曹魏是正统。然而，到东晋时期，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发生了转变，开始认为蜀汉才是那个正统的政权。
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西晋政权的建立背景。西晋是由司马家族通过篡权从曹魏手中夺取的政权，而曹魏本身也是通过篡汉而来的。因此，如果承认曹魏是正统政权，实际上就是为西晋政权的正统性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东晋时期，北方经历了五胡乱华，汉人和胡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使得东晋政权更加重视确认自己作为汉人政权的正统性。而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蜀汉作为汉室的继承者，自然而然成为了正统的代表。
随着时代的推移，历史学家的立场不断演变，而政权的正统性也越来越成为一种维护当前政治利益的工具。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矛盾的加剧，强调自己是汉室继承人的重要性愈加突出，因此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蜀汉才是正统政权。而到了隋唐时期，国家重新由汉族掌控，民族融合后，是否承继汉室的正统性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相反，更注重政权是否符合“大一统”的格局，因此唐朝更倾向于承认《三国志》所述的魏国正统。
宋朝时期，正统的认定与政治局势之间的关系愈发显著。北宋尽管与北方少数民族有过冲突，但国家依旧强盛，因此不再急需强调上承汉室来确认自己的正统地位。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篡位建立政权，而宋太宗的继位也涉及到内部的权力斗争。因此，为了加强政权的正统性，宋朝需要借鉴曹魏的历史来确认自己作为篡位者的正统地位。
然而，到了南宋，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南宋开始通过宣扬蜀汉正统性来强化自身作为汉人政权的合法性。这一变化使得蜀汉在历史记忆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而元明清三代的政权，也为了巩固自己的汉室继承正统性，普遍倾向于认同蜀汉作为正统政权。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因此承认蜀汉正统有助于增强他们的统治合法性；明朝则通过推翻元朝的统治，恢复汉族政权，因此更加强调自己继承了汉室的正统。
从这段历史的演变可以看出，蜀汉和曹魏的争论早已不仅仅是关于哪个政权在三国时期更具正统性的问题，而成为了一种象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统治者乃至民众都会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性地认定哪一方是正统。因此，正统性不仅仅是学术讨论的课题，更多的是被用来支持和维持政权的工具。
对于广大的百姓来说，谁是正统并不重要，政权如何建立也无关紧要。普通百姓关心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否安稳，治理是否宽容仁爱。在三国时期，刘备因为其仁义治国而深受民众喜爱，他的形象在民间有着极高的认同度。百姓认为，刘备不仅懂得礼贤下士，还能够任人唯贤，因此他是一个值得追随的君主。而蜀汉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诸葛亮，也因其聪明才智和高尚品德成为了民间的“完人”。与此同时，关羽作为“武圣”，在百姓心中也有着崇高的地位，因此支持蜀汉几乎成了民众的共识。
在后世的小说《三国演义》中，这种民间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虽然《三国演义》在学术严谨性上不及《三国志》，但由于其易于理解，受到百姓的喜爱。小说中把蜀汉描绘成正义的一方，将曹魏描绘成奸诈的政权，这样的情节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加深了蜀汉正统的民间认同。
无论蜀汉和曹魏哪个才是正统，三国那段群雄逐鹿的历史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彩的一段。这一时期为后人留下了深厚的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财富。我们或许无法绝对地界定“正统”一词，但我们应当认识到，正统的争论不应掩盖三国各国在历史上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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